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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app版“许霆案”:二审辩护词

2017-12-02 14:30:54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沪泰律师事务所受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本人作为上诉人叶榅飞的辩护人。现辩护人就案件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审的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叶榅飞的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应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无罪或者发回重审。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从事实上分析,上诉人叶榅飞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不具有秘密窃取的特征,不是非法占有,上诉人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与可责性。

上诉人与平安付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下简称:平安付公司)关于使用“壹钱包”aap之间形成是《壹钱包服务协议》等一系列的合同关系,上诉人是平安付公司“壹钱包”app经过认可、核实的合法用户。上诉人在2015年年中就成为平安付公司用户,其一直都是按照跟平安付公司之间确定的“壹钱包”app使用的规则进行使用。直到2016年6月12日之后,平安付公司违约,非法地控制了上诉人的账户为止,才导致上诉人无法正常的使用账户。

上诉人在“壹钱包”app里设立了账户,那么其账户上的钱是属于上诉人的个人财产。其可以根据规则自由的往里面充钱,也可以自由从自己的账户上将余额钱款转出,这是“壹钱包”app最基本的功能。上诉人平时就是这样使用“壹钱包”app的,因此其在2016年6月4日至2016年6月12日期间所有的操作也都是按照这个规则去使用的,其没有用任何恶意的方式去使用这个账户。因此从事实上,上诉人根本不可能存在秘密窃取的行为。

在2016年6月4日至2016年6月12日期间,依照双方的约定与“壹钱包”app的规则,往自己的账户上充钱,而期间平安付公司通过“壹钱包”app将钱款自动打到上诉人的民生银行卡,平安付公司又自己通过“壹钱包”app往上诉人的账户上不断累加,所有的平安付公司将钱打到上诉人账户及往“壹钱包”上加钱的操作跟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往自己的账户里充钱是正常的履约行为。如果上诉人不是平安付公司“壹钱包”的用户,其以不正当方式比如侵入平安付公司电脑或网络系统,或者利用了骇客工具导致平安付公司出现了前述行为获得利益,那么说被告人有非法占有之目的,秘密窃取之行为,还可以理解,但是上诉人均没有这些行为。因此,这些钱是平安付公司自己主动给付上诉人的,不是上诉人窃取的钱款,是平安付公司自己主动强行往上诉人的账户里塞的,上诉人可以合法使用的钱。因此上诉人的行为不具有刑法上的违法性,也不具有刑法上的可责性。

二、关于上诉人具体充值次数的问题,一审并未查清。

平安付公司说是430多次,公安侦查时说是400多次,公诉人起诉时说是340余次,而一审认定却是350多次,但上诉人本人说不超过30次,就辩护人对“民生银行上海松江支行”提供的银行流水的证据分析看,8天的时间里扣除从壹钱包转出款项4次的操作外,上诉人应该只操作了23次,这个数字跟上诉人所陈述的次数基本可以吻合。这个事实也完全可以通过上诉人被扣押的手机上的“壹钱包”app的操作记录来印证,但是一审忽视了这个事实。而通过“平安银行花漾卡”还款交易明细等证据,也可以反映出完成的充钱操作很多均是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这样短暂的时间人工是很难完成充钱转钱等一系列操作的,这怎么说是上诉人自己操作了这几百次呢?这又怎能说明是上诉人盗窃呢?登录自己的账户往里充钱,平安付公司通过“壹钱包”app自己往人家的账户上送钱,居然可以得出是盗窃的结论,以后我们还敢使用这类app吗?如果这样每一个人充钱都可能充出充出一个盗窃罪来,哪个人会有安全?

三、上诉人没有义务与责任,需要判断平安付公司主动转钱到上诉人账户是因为“系统故障或漏洞”,也没有事实证明基于这种获得就是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更不能据此推断上诉人就是恶意,上诉人获得的这些“钱款”,最多也只能说是不当得利。

对于发现“系统漏洞或故障”的责任在谁这一方?显然,上诉人没有必须做出这样判断的义务,法律也没有规定上诉人有这样的义务,《壹钱包用户协议》也没有这样约定,如果有这样的约定也是霸王条款。相反基于人性的常识其完全可以正常地认为,这就是人家给他的钱,是一笔意外之财,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因为平安付公司在持续的8天时间里,未曾短信告知上诉人其系统发生“故障”或“漏洞”;未曾在“壹钱包”app上推送过发生“故障”或“漏洞”的通知;未曾在官方网站发布过公告;未曾电话通知过上诉人“壹钱包”app发生了“故障”或“漏洞”;也没有平安付公司的人亲自告诉他“壹钱包”app发生了“故障”或“漏洞”;此前也未有媒体报道过“壹钱包”app发生了“故障”或“系统漏洞”。这么重大的事情居然在社会上未泛起一丝波澜,消息封锁得滴水不漏,作为上诉人从何去判断这是“系统漏洞或故障”?问题是这样的重大的“漏洞”居然可以持续8天这么长时间,基于常情当然也可以认为这就是平安付公司通过“壹钱包”app给广大用户的回报!如果这期间,平安付公司有通过前述的任何一种方式通知了上诉人或者让上诉人知道了这样一个事情,上诉人仍然持续的往自己的账户充钱,那上诉人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主观上存在恶意这说得过去。可是期间无任何人任何方式提醒过上诉人。

有人也会像检方说的,你要基于常识来判断,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人家怎么会平白无故地给你钱呢?生活中的不可能哪怕这种不可能是万分之一、亿万分之一的机率,那说明也是可以存在的。生活中有这样的太多不可能了,比如:“勃兰特之跪”,勃兰特在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后,突然自发下跪并且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很多人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谁也没能想到居然会有人驾驶飞机去撞美国的“世贸大楼”发生911的恐怖事件,但是它发生了。谁能想到稳固统治津巴布韦四十年的穆加贝政治老人突然会下台,但是它发生了。谁能想到柏林墙一夜之间就倒塌了呢?谁能想到苏联这么一个超级大国,一夜之间江山易色?这在世界上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随时都在发生着,就在不久前我们的国内媒体还在报道一个智力正常的老人家(有子女),辛辛苦苦将自己捡垃圾存在银行的10几万块钱,取出后拿出几万元,在银行当场分给身边的人与银行工作人员……,还有的人拿着钱在高楼或在大街上撒。因此发生平安付公司主动给上诉人钱的事情也是可以存在的,而且发生了。反之,不是平白无故地给的钱,是错给的,那也与盗窃挂不上沟。

有人说事后平安付公司的做法说明不是主动给的,那也不能推定上诉人就是非法占有的恶意,就是盗窃,何况上诉人知道情况后他也没有表示不还,从上诉人及其平安付公司提交的通话录音整理出的文字“……发现自己的账户里有钱,以为是自己的钱,就一直花,愿意还款”,这也证明了上诉人没有不还钱,并且还主动提出了还款的方案,平安付公司在2016年6月13日报案到2016年7月25日被抓,期间双方都一直在沟通,上诉人没有拒接电话,没有隐匿消失躲避起来,没有拒不还款,而是积极地在同平安付公司、平安银行协商。知道后上诉人也即停止了继续操作。请问上诉人何来非法占有的恶意?客观上又何来秘密窃取的行为?

而平安付公司对自己的行为又是怎么认知的呢,我们可以通过两份证据材料来证明,就连平安付公司自己也未说上诉人的行为是盗窃,在2016年6月13日的“报案材料”上这么写道“……使用花漾卡分430笔进行恶意套现并转出,构成不当得利,……我司人员已于6月13日与黄丽丽联系要求退还不当得利,但黄丽丽至今未还”;《壹钱包服务协议》第五条第四款第五项“5、如因壹钱包系统漏洞、操作失误导致向您壹钱包账户或银行卡错误汇入资金等导致您可能存在不当得利的……”,也就是平安付公司在设定规则时也首先判断的是不当得利,而不是非法占有秘密窃取的赃款。

也许也有人会像检方所说那样去认为,上诉人主观上是恶意,你明知人家“系统漏洞”于是你利用漏洞,重复不断地充钱——这就是恶意。辩护人认为检方的逻辑过于简单粗暴,而且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无罪推定”与“罪行法定”原则。我们国家法律并未明文规定上诉人的行为属于犯罪行为,公诉方及一审的判决为何把上诉人的行为评价为非法占有的盗窃恶意,实际上按照的是“有罪推定”的逻辑进行的。推定上诉人“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推定多次充钱就是“恶意”,推定他有义务知道平安付公司存在所谓的“系统漏洞”,做了就是恶意,这就是欲加之罪嘛。如果这样的逻辑得以成立,那么上诉人认为是平安付公司自己通过“壹钱包”app主动给上诉人的财富为什么就不能成立?难道做为一个与平安付公司有着合同关系的被告人,依照平安付公司确定的规则往自己的账户充钱返还,平安付公司自己往账户叶榅飞账户上累加,凭什么逻辑断定平安付公司之后的钱款不是主动给付的?如果不是主动给付的钱,又以什么理由来认定我的当事人就是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为什么还给了这么多天,这么多次?

就像一个人走在路上,他偶然发现每天必经的路上都可以捡到同样的一个东西,于是天天从此路上经过都去捡,此后有一天失主找上门来,不还,就可以说他是偷吗?因此检方与一审判决这样的逻辑得以成立的话,那么以下事情的逻辑也可以成立。那公安机关钓鱼执法就是合法,因为人家可以钓鱼执法,而你是不能受人引诱!如果这样的逻辑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交通事故多发导致人员重伤、死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地段的工程师或者施工人员或者管理部门,也应当依法被追究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或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等犯罪责任。因为他们对发生的第一起事故不用担责之外,第二次、第三次……就是故意,而不是渎职的问题,就是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或故意毁坏财物,因为第一次后的每一次都是他们“放任”结果,就可以推定是负有职责的管理者、设计者是恶意。

四、一审认定的“系统故障或者系统漏洞”发生在哪里,怎么发生的?没有证据证明。

检方未提供任何的证据来证实这个传说中的“系统漏洞”的存在,这个系统故障或者漏洞是谁造成的?是有人侵入平安付公司的系统吗?是有人利用骇客工具攻击了“壹钱包”的系统导致的吗?是平安付公司内部过失造成了“系统漏洞或故障”,还是有人故意造成的?这次事件给平安付公司总共造成了多少损失?现在这一切只有平安付公司自说自话,如果是有人侵入系统造成了,那么该被追究责任的是这个侵入系统的人,公安机关是否侦破了这个案件?如果是有人利用了骇客工具造成的,那么该责任是这个利用骇客工具的人,公安机关是否侦破了?如果是平安付公司内部的人故意捣弄的“系统漏洞”,据此进行其他犯罪行为的,责任人也在平安付公司内部!如果是开发app的公司编程上导致这样重大错误的发生,该追究责任的也是这app的开发商!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上诉人均没有责任,有可能是有人利用这个“系统漏洞”在实施犯罪行为,无论如何棒子打不到上诉人身上,其只是别人实施可能的犯罪行为中无意地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而已。作为一家公众公司、国企,而且是平安集团旗下的企业,其有义务向社会披露这个重大事件,而平安付公司、平安集团至今未向世人致一词,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在哪里?我们不能把一个可能的真正的罪犯放过,却把一个合法使用“壹钱包”的用户送进监狱,这样做不合法,也不公平。

对于上诉人来说,这个“系统漏洞或故障”是否存在,他没有这样判断的义务,连平安付公司自己都是8天后才知道说有“系统漏洞或故障”,尽管如此这个“系统漏洞”具体是怎样的,在今天都是一个谜!也只有平安付公司单方的片面之词,无任何第三方的鉴定报告,或者第三方的权威证实。这就如同“精神错乱”一样,这“精神错乱”该谁来证明?

五、“壹钱包”app的所有意思的表达均代表的是平安付公司。

有的人说ATM机、app没有思维,没有意志,出现问题后继续使用产生的责任由用户负责。“壹钱包”app是平安付公司开发与所有并控制使用的,是其与用户发生直接联系的支付平台,它就是平安付公司的手与脚一样,其所有的意思表示都是按平安付公司的意思表达。如果以机器、app没有思维,发生所谓的“错误”产生损失就由具体的用户来承担刑事责任,就如同我们亲手把人打死打伤了,然后说打人、杀人的是“手与脚”,能说这不是这个人意思,而是伤者、死者倒霉遇到了这样的“手与脚”吗?这样的逻辑可以成立那科学家也可以设计出一款机器,让“它”杀人的时候就说是系统漏洞,难道“机器”杀人了可以以机器是没有意志的,具体的负责人、管理人、设计人不要承担责任?由死者自己来埋单吗?因此即便是“壹钱包”app发生所谓的“系统故障”发出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指示,其产生的后果也只能有所有者、管理者来承担,因为“壹钱包”app的表达就是所有者意志的延伸与表达,“壹钱包”app已不是一个不代表任何人或公司意志的程序或应用。

如果认为出错的就不能代表是平安付公司的意思,那么平安付公司今后完全可以假借错误为理由,从客户的账户里直接把钱转走而不承担刑事责任,因为理由很简单,“出错”就不是代表平安付公司的意思表示。那么平安付公司员工,也可利用职务之便假借漏洞转走客户的钱款,而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因为这一切都是“漏洞”。

六、从现有证据无法看出平安付公司有损失发生,且平安付公司可能涉嫌违法发行“货币”或“企业债”。

一审判决未能查清转入上诉人“壹钱包”账户的资金来源自哪里?平安付公司的损失在哪里?平安付公司账户上有没有实际资金的减少?减少的金额是多少?平安付公司如果没有实际的资金损失,也没有其他人有资金损失,那么连这个案件存在都成为问题。平安付公司在《关于客户黄丽丽注册壹钱包及申请花漾卡的情况说明》的第五页是这样承认的“此次因系统漏洞,导致客户使用银行卡对花漾卡充值操作时,出现‘额度虚增’”,同时在一审第一次开庭之后平安付公司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的日期为“2017年6月20日”证据材料当中,其中一份《关于花漾卡事件中客户黄丽丽恶意利用漏洞购买理财产品以及资金追回的情况说明》平安付公司是这样说的“期间,有多名客户将没有实际资金转入的壹钱包花漾卡余额进行提现、消费”,平安付公司是一家有专业金融知识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既然说是“虚增或者没有实际资金转入”那是不是意味着转到上诉人账户的只是一窜数字,而不是真实的“钱”,平安付公司并没有损失发生!这一窜虚增的数字如果是真实的“货币”的话,那平安付公司增加给叶榅飞的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造成了谁的损失,所谓的“损失”是如何处理的?如果承认这个“虚增的额度”是钱,那是不是等于承认平安付公司拥有发行“货币”的权力?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发行人民币货币的权力机构只能是中国人民银行。平安付公司多出的这些“额度虚增”到底是什么?

根据《证券法》与《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平安付公司显然也不能擅自发行企业债,这些多出来的钱显然也不是国家同意企业发行的债券或者虚拟货币或者货币,那意味着这些增加的只是数字而已,不是钱!既然不是钱,那我的当事人何罪之有?如果承认这些“额度虚增”的“数字”是钱,那么意味着平安付公司可以借“壹钱包”所谓的系统漏洞来发行货币或者变相的发行企业债,那就等于我们国家以司法判决的方式承认平安付等公司可以发行货币或者企业债,这不是彻底颠覆了我们国家的货币发行制度或者企业债券发行制度吗?

因此,平安付公司自己承认这是“额度虚增”,一审法院判决并未查明这些“额度虚增”的到底是什么?而且即便查明属于“货币”,那也证明了赠与上诉人的钱来源不合法,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也不能保护这样的一笔“货币”。如果平安付公司承认是承认企业凭空增加了这么一笔债务,平安付公司哪里来发现企业债的权力?难道国家保护企业擅自发行企业债?即便平安付公司通过企业财务来核销这笔债务,那么你拿自己的钱存到上诉人的账户上,也不是上诉人的责任,是平安付公司的赠与行为。因此在相关主管部门未对“额度虚增的这窜数字”性质给出答复之前,一审的判决显然也是事实不清。

因此,我们希望查清事实及理清企业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对一个公民苛以刑责。

七、涉及案件的金额问题及所有人是谁,事实不清。

一审未认定上诉人的涉案金额到底是多少,是公诉机关指控的所谓的“1125.64万元”吗?实际上有884.64万元的资金并没有在上诉人的控制之下,该884.64万元仍然处于平安付公司全程控制之中,并且大量资金被平安付公司按照自己的程序设计自动购买了理财产品,并且由平安付公司人员自己给赎回,该部分款项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计算在涉案范围之内。

关于884.64万元购买理财产品,总共产生了36573.75元的收益,如果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任何的犯罪,故该部分款项产生的前述收益应当归属于上诉人,平安付公司无权取得。如果被认定是有罪的,这一部分钱款也属于非法所得,依法应予没收,平安付公司也无权私自取走。

其中241万元是从所属平安银行的“花漾卡”中使用与消费的,按上诉人的理解其并未使用平安付公司的钱,而且在案件发生之初,平安银行与平安付公司都向上诉人提出过还钱的意思表示,上诉人搞不清楚到底该把钱给谁。并且上诉人在《讯问笔录》也提出过95511曾打过电话给上诉人要钱,但是该事实一审以未予以查清。

八、对上诉人这样的事情苛以刑责,会产生巨大的社会不良影响。

平安付公司与上诉人之间毫无疑问是一个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产生的一种契约关系,因一方“可能的”技术上的问题,至多就是给另一方有了一个占有多余财产的机会,据此实际可产生的也仅是一方违背诚信原则,在合同履约过程当中一方利用另一方的失误而产生的民事纠纷问题。这样的行为并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或者说有的话危害性也是极小。这样的纠纷完全可以通过民事上的法律进行调整,没有必要按照刑法来处罚。

如果在这样的一起案件中将上诉人的行为评价构成盗窃罪,则会对我们国家的民事法律制度产生巨大负面的影响,生活中将没有什么行为是不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什么民间借贷、金融借款等,都可以往刑事上去追究未能还款的人的责任。当借款人借款时说有能力还钱,到期了还了一点,此后不还或未能还款了,那我们就可以据此说是诈骗或者其他?合同的履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一个商家持续向销售方采购货物,某天开始他不能正常进行付款了,于是仍然持续地采购,销售方也持续给他供货,结果有一天向其讨要货款时,买家付不了货款了,那么商家此后就可以说其是诈骗或者其他?那么一个刑事案件被害人通过达成和解索要到远高于法律规定的赔偿,他就是“敲诈勒索犯罪”!等等不一而足。

它也会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道德风险。企业经营者今后可以无虞地疏于对企业的风险管控,不必加强自己的审慎管理义务,把管理成本、经营风险、损失都一股脑地转嫁到用户身上,以靠牺牲公民的自由权利为代价,来为企业或者经营者的过错或者疏忽来买单。并且也可能会出现一些企业利用所谓的“漏洞”来逃避责任,而又不需要真正的责任人来为此担责。平安付公司同上诉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毕竟不是社会常态性事件,完全可以通过企业自身加强审慎的管理方式,来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这种事也理应由企业对这种经营风险来承担责任,而不是把企业自身的责任推向社会,由民众的自由来为它们的过错或疏忽来买单。

在这样的一起案件中,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的价值应当高于对企业利益的保护。企业自己的过错或者疏忽,把板子打在一个用户身上,是十分不公平的。这起案件经过媒体报道而广为人知,报道下的评论几乎一边倒的全是支持上诉人无罪。司法的判罚应当关注到民众的常识性判断,否则也会加大民间与官方的裂痕。

对上诉人的家庭来讲就是一场天灾。上诉人幼年家庭遭遇过重大变故,其母亲遭歹徒抢劫致死,其身体也遭受重伤,至今留下后遗症,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因此入狱不仅对他的身体,也必将对其家庭产生无法评估的不良影响。他的女儿才刚满三周岁,他的妻子至今只能告诉孩子的是“爸爸去赚钱给宝贝读书了,不能回来陪宝贝。”,如果上诉人为这样的事情被判为盗窃罪,她的女儿从此将会在他人的歧视下长大,成为“盗窃犯”的女儿,他的家庭将来会走向何方也无人可以预料。

九、一审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程序严重违法。

根据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无论是涉案金额241万元,还是1124.64万元,一审法院对涉嫌这么巨大金额的“盗窃犯罪”案件显然没有管辖权,无论是哪个金额该案均不属于一审法院可以审理的范围。一审法院对一个明显无权管辖的案件上,进行立案并审理,未主动将案件移交给有管辖权的上级法院,是严重的程序违法。

十、本案与许霆案的区别。上诉人案件在媒体报道中均加上一个广州发生的“许霆”案的字眼,媒体出于报道的需要辩护人可以理解。对广州的“许霆案”上诉人不予置评,但是上诉人的这起案件,跟当年的许霆案还是有着非常重大的区别的。“许霆”当年取的多吐出来的钱,从某种角度而言在钱未离开柜员机之前仍然是属于银行控制的钱款,如果“许霆”当年未取走多吐出来的钱,那么ATM机仍然是可以将钱款重新收回到ATM机里的,也就意味着许霆多取出的钱不是他的钱,所有权、控制权仍然在银行这边。

而上诉人这个案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上诉人的钱款是平安付公司主动打入到上诉人账户的,那意味着这些进入上诉人账户的钱,它的所有权已经发生了转移与改变,货币占有即为所有,因此上诉人即享有了这些钱款的所有权、控制权。上诉人他未通过非法的手段骇客等方式取得这些钱,因此他当然的可以合法的使用这些钱款。如果有证据证明平安付公司是基于错误的意思表达,将钱款主动打入到上诉人账户的,在双方合同关系下存在误解的,那么上诉人承担的也仅是民事上的返还义务。平安付公司完全而且也仅应当通过民事的方式来向上诉人主张返还,而不是借刑事案件来干涉民事纠纷,追究上诉人的盗窃责任。如果认为上诉人的操作是恶意,那也仅仅是恶意违约,恶意违约也不应当产生“盗窃罪”的刑事责任后果。恶意违约产生的也仅是损失赔偿或者是违约的民事责任问题。因此本案与许霆案辩护人认为有着重大的区别。

综上,上诉人只是作为“壹钱包”的用户,做了作为平安付有限公司“壹钱包”app规则与功能告诉它可以做的事情,钱是一次次的平安付公司给上诉人的,上诉人不是道德高尚的圣人,因此有人自愿给钱给他,他没有必须拒绝的伟大。我们也没有必要用高尚的道德去要求他必须这样去拒绝,换成是我们,我想大多数人也会像他这样去做。我们都是一般人,圣人在天,而凡人在世,作为常人没有必须崇高的义务,但需要的是努力遵守基本的人类道德准则!

故,无论从事实角度,还是从证据角度,还是根据法律规定,一审的判决都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明显错误,上诉人的行为不应当被追究“盗窃罪”的刑事责任。虽然我们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但是在判决此案件上时,我们在考量国内民意的同时,是否也可以把眼光放向世界?就辩护人了解,无论是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此类类似事件上国外几乎没有判决有罪的,并且当事人据此可以合法的拥有、使用这样的财富。国外的民众,可以享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为什么就必须把我们国家的民众打入“天上没有掉馅饼”的绝望里呢?生活总是需要一些惊喜,与一些盼头的。人们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什么?制定法律的终极目的是为守护人们的自由,而不是堵截人们的希望。因此希望法庭在审理此案时,针对本案的特殊性,能回应社会的关切,维护公民的自由,依法宣告上诉人无罪。

辩护人:吴绍平律师

2017年 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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